近代武将数据库有哪些，汉中褒河栈道的资料

1，汉中褒河栈道的资料

石门古栈道始建于春秋而兴盛于西汉隋唐。其中“褒斜道”是我国历史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条栈道，它北起关中眉县斜峪关，经太白过秦岭穿越石门，出褒峪关入汉中，全程约500余华里。据传其盛时“五里一阁、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共修有各类建筑6000余座。中国名著《三国演义》中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战术。故事说的是：刘邦取汉中后于公元前206年按大将韩信的计谋，派少数人修栈道,以转移镇守关中西部雍王章邯的注意力，暗地里沿着西边艰险的陈仓道(即秦栈)，北出大散关，攻占了陈仓城，进军咸阳。栈道是我国古代在峭岩陡壁上凿孔架桥连阁而成的一种通道，也是兵家攻守的交通要道，工程艰巨，路途险恶，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奇迹，《战国策·秦》记载“栈道千里于蜀汉”.川陕之间的栈道始建于战国时代，拓展于秦汉两代.由于古代战火焚烧和2000年的蚀毁，古栈道留下斑斑痕迹，引人今人的感叹。褒谷石门是个天然立体文博馆。自春秋战国以来，这是沟通我国中原、西北与西南交通的要冲，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开凿与架设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栈道，石门是栈道最险最奇之处。这里山上水下文物古迹荟萃。古代、近代、现代的道路建筑、水利工程、石门隧道都交织陈列在此。新建的仿古栈道独具一格，飞架在陡壁悬崖上成为古褒斜道缩影；历史上萧何月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诸葛亮北伐曹魏常由此出入。开凿于东汉永平年间，采用“火烧水激”而成的石门隧洞，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通车隧道。石门附近有汉代以来文人墨客题留摩崖石刻一百多处，最著名的“石门十三品”“国之魂宝”，被日本书道界称为“汉中石门，日本之师”。曹操“衮雪”；张良“玉盆”；郑子真“石虎”苍劲浑扑，运笔流畅，尤其《石门颂》、《石门铭》自古被作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楷模。连城山腰的连云栈道，沿途石刻林立，散布着先祖足迹，淹没于水下的褒姒铺，相传是西周褒国美女褒姒的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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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谁有走马灯的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62257.htm 这里有详细的资料加热空气，造成气流，并以气流推动轮轴旋转，按此原理造成的玩具就是走马灯。走马灯的发明，至晚在宋代。宋代吴自牧的著作《梦粱录》述及南宋京城临安夜市时，已指出其中有买卖走马灯的。周密《武林旧事》在记述临安「灯品」时也说：「若沙戏影灯，马骑人物，旋转如飞。」可见，走马灯在南宋时巳极为盛行。　　在一个或方或圆的纸灯笼中，插一铁丝作立轴，轴上方装一叶轮，其轴中央装两根交叉细铁丝，在铁丝每一端黏上人、马之类的剪纸。当灯笼内灯烛点燃後，热气上升，形成气流，从而推动叶轮旋转，於是剪纸随轮轴转动。它们的影子投射到灯笼纸罩上。从外面看，便成为清末《燕京岁时记》一书中所述「车驰马骤、团团不休」之景况。　　走马灯虽是个玩具，但其与近代燃气轮机的原理，却如出一辙。

正月15元宵节，民间风俗要挂花灯，走马灯为其中一种。外形多为宫灯状，内以剪纸粘一轮，将即绘好的图案粘贴其上。燃灯以后热气上熏，纸轮辐转，灯屏上即出现人马追逐、物换景移的影像。宋时已有走马灯，当时称 “马骑灯 ” 。元代谢宗可咏走马灯诗云：“ 飙轮拥骑驾炎精，飞绕间不夜城，风鬣追星来有影，霜蹄逐电去无声。秦军夜溃咸阳火，吴炬霄驰赤壁兵；更忆雕鞍年少日，章台踏碎月华明。”因多在灯各个面上绘制古代武将骑马的图画，而灯转动时看起来好像几个人你追我赶一样，故名走马灯。走马灯又叫跑马灯、串马灯。由毛竹编织成马头，马尾；系在身上糊上颜色鲜艳的纸，如今已由丝绸取代。在过去，走马灯一般在春节等喜庆的日子里才表演，由二十来位１１—１４岁小孩组成，边跳边唱，根据节奏快慢形成不同阵势，有喜庆、丁财两旺、五谷丰登的寓意。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精心制作的走马灯会引起村里人的轰动，几十里外的群众都要赶来瞧一瞧这稀世精品———“头发丝吊灯”走马灯。制作好的马灯竹为骨、纸为肉、发为脉、火为气，用火炭烧起来作气流动力改为电风扇带动马灯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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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诗经的背景资料

《风》《雅》《颂》——巴金的——《家》《春》《秋》

《诗经》共收录诗歌305首，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诗经封面民歌，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是“五经”之一。《诗经》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诗经》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诗经》共收集了311篇诗歌，其中6篇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现存305篇(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到了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失传，仅存的歌词则编入《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说：《诗经》一共有三百零五篇，每一篇讲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有一个道理，可以说相当多了，然而用其中的一句话就可以涵盖《诗经》中所有的义理而没有丝毫遗漏，这就是《鲁颂駉》中说的：思无邪。它的意思是，人的思想念头，都是由天理中生来的，而不是由私欲所扭曲的，这一句话，就把《诗经》的思想、道理完全概括了。诗人的言语有赞美的，有讽刺的，对善良的人和事，就用美好的语言来赞美它，以感发人的善心，对丑恶的人和事，就用尖刻的言语来讽刺它，以惩罚人的恶念。都是要提起人们善良的念头，除去人们丑恶的思想，使得人们的性情温和纯正。如果人心的每个念头都是纯正的，没有被私欲邪念扭曲的，那他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充满了善行，而没有恶行，充满了被赞美的行为，而没有被讽刺的行为。诗人的赞美和讽刺，也不过是为了劝善惩恶而已，因此由思无邪三个字，足以概括《诗经》的精神了。想要修身的学人务必了解，应该将功夫下在“慎思”之上。作者《诗经》的作者的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尹吉甫内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称为中华诗祖。尹吉甫出生于江阳（现泸州市），晚年被流放至房陵（房县古称），死后葬于今湖北房县青峰山。房县有大量尹吉甫文化遗存。他辅助过三代帝王，到周幽王时听信谗言，被周幽王砍了头，后来知道错杀，做了一个金头进行了厚葬，为了隐蔽别人盗墓，做了十二座墓葬于房县东面。周宣王大臣。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周房陵人。猃狁（古民族）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尹吉甫率军反攻到太原，并奉命在成周（今河南洛阳东）负责征收南淮夷等族的贡献，并在朔方筑城垒。遗物有青铜器兮甲盘。湖北有尹吉甫宗庙-----建于唐朝的著名的房陵青峰区宝堂寺，泸州有尹吉甫抚琴台遗址，山西平遥古城有尹吉甫点将台、湖北有墓和墓碑遗址。西周宣王时，北方猃狁迁居焦获，进攻到泾水北岸，侵扰甚剧。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尹吉甫奉周宣王命出征猃狁，率军反攻到太原而返，驻防今平遥城一带。据清光绪八年《平遥县志》载：“周宣王时，平遥旧城狭小，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曾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俱低。”又载：“受命北伐猃狁，次师于此，增城筑台，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曾作《诗经·大雅·烝民》、《大雅·江汉》等。编纂者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三种说法：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一说王者采诗。《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诗经》305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还有朱熹在《诗集传》也说过：“诗”是“诸侯采之贡于天子”。而且在《汉书·食货志》、《礼记·王制》、《晋语六》也有类似的记载。后期整理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的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由于《诗经》写作年代距今久远所以对其作出绝对确切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故古人有云“诗无达诂。”“诗无通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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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些关于戏曲艺术的资料

中国戏曲主要是由民间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它起源于原始歌舞，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它由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以及表演艺术综合而成，约有三百六十多个种类。它的特点是将众多艺术形式以一种标准聚合在一起，在共同具有的性质中体现其各自的个性。[1] 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戏、评剧、豫剧”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苑。[2-5] 中国戏曲剧种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各民族地区地戏曲剧种约有三百六十多种，传统剧目数以万计。其它比较著名的戏曲种类有：昆曲、粤剧、淮剧、川剧、秦腔、晋剧、汉剧、河北梆子、河南坠子、湘剧、黄梅戏、湖南花鼓戏等。戏曲行当扮演剧中人物分角色行当，是中国戏曲特有的表演体制。行当从内容上说，它是戏曲人物艺术化、规范化的形象类型。从形式上看，又是有着性格色彩的表演程式的分类系统。这种表演体制是戏曲的程式性在人物形象创造上的集中反映。每个行当，都是一个形象系统，同时也是一个相应的表演程式系统。举例来说，老生就是一个形象系统，其中包容着一系列中年以上的、正直刚毅的男性人物形象。如京剧《空城计》中充满智慧的军事家诸葛亮，京剧《四进士》里的宋士杰等。这些人物的性格气质比较接近，在表演上也有一整套相应的程式。如念韵白、用真声演唱；风格刚劲、质朴、淳厚；动作造型以雍容、端方、庄重为基调。由于这类人物必须戴象征着胡须的髯口，因此又有一套髯口上的功夫。某些剧种还为戴纱帽的人物创造了一套耍帽翅的特技。再如净行，又是另一类形象，包拯、项羽、曹操等都属于这个系统。这是戏曲舞台上具有独特风格的性格造型。它有两个突出的表现：一是面部化妆要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所以，净又俗称花脸；二是在性格气质上都近乎粗犷、奇伟或豪迈，因而在表演上要求音色宽阔洪亮，动作造型也是粗线条的。由于戏曲人物思想情感的内在特征必须加以外化，并从程式上对其进行提炼和规范，这就会使唱念做打各类程式无不带有某种性格的色彩。经过长期的艺术磨炼，一些性格相近的艺术形象以及与之相应的表演程式、表演手法和技巧便逐渐积累、汇集且相对地稳定，这就是行当的形成。而当一个行当形成以后，它所积累的表演程式又可作为创造新的形象的手段。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创造、不断发展，促使了行当体制的逐步丰富和完善。可以说，行当这种表演体制，是戏曲表演程式创造形象的结果，又是形象再创造的出发点。[17] 生、旦、净、丑各个行当都有各自的形象内涵和一套不同的程式和规制；每个都行当具有鲜明的造型表现力和形式美。由此可见，行当既有性格的内涵，又含有相应程式化的表现方式，是形象类型和程式的统一体。生行是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扮演男性人物。生的名目初见于宋元南戏，泛指剧中男主角。历代戏曲都有这一行当，近代各地戏曲剧种根据所扮演人物年龄、身份的不同，又划分为老生、小生、武生等分支，表演上各有特点。老生生行的一个分支。因多挂髯口（胡须）又名须生。老生生行的一支。因多挂髯口（胡须），又名须生。扮演中年或老年男子，多为性格正直刚毅的正面人物，重唱功，用真声，念韵白；动作造型庄重、端方。小生生行的一支，与老生相对应，小生扮演青年男性，不戴胡须。高腔和地方小戏系统剧种多用真声演唱。昆曲和皮簧系统剧种多以假声为主、真假声结合。武生扮演擅长武艺的青壮年男子，其中分长靠武生、短打武生两类。长靠武生：装扮上“扎”靠，戴盔，穿厚底靴子而得名。扮演大将，一般使用长柄武器。表演要求功架优美、稳重、沉着，具有大将风度和英雄气魄。念白讲究吐字清晰，峭拔有力，重腰腿功和武打。短打武生：常用短兵器，表演以动作轻捷矫健，跌扑翻打的勇猛炽烈见长。舞蹈身段要求漂、帅、脆，干净利索。武生也兼演部分武净戏。旦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女角色之统称。早在宋杂剧时已有“装旦”这一角色。宋元南戏和北杂剧形成后仍沿用旦的名称，运用上又略有不同。昆山腔成熟期，形成正旦、小旦、贴旦、老旦四个分支。其后各剧种又繁衍出众多分支。近代戏曲旦角根据所扮演人物年龄、性格、身份的不同，大致划分为正旦（青衣）、花旦、武旦、老旦、彩旦等专行，表演上各有特点。正旦旦行的一支。原为北杂剧行当名，泛指旦行中主角。在近代戏曲中的正旦已成概括一定类型的独立行当。主要扮演娴静庄重的青年、中年妇女。重唱功，多用韵白。因常穿青素褶子，故又名“青衣”。花旦旦行的一支。多扮演性格明快或活泼放荡的青年女性。表演常带喜剧色彩，重做功和念白。武旦旦行的一支。扮演擅长武艺的女性，按扮演人物的身份和技术特点，又分刀马旦和武旦两种类型。刀马旦多扎靠，骑马，持长兵器，表演重身段、工架、念白。老旦旦行的一支。扮演老年妇女。唱念用本嗓，唱腔虽与老生相近，但具有女性婉转迂回的韵味。多重唱功，兼重做功。有些剧种称老旦为夫旦或婆旦。彩旦旦行的一支，又叫“丑旦”、“丑婆子”，扮演滑稽或奸刁的女性人物。表演富于喜剧、闹剧色彩，实属女丑，故常由丑行兼扮。有的剧种称“摇旦”。净戏曲表演行当的主要类型之一，俗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扮演性格、气质、相貌上有特异之点的男性角色。或粗犷豪迈，或刚烈耿直，或阴险毒辣，或鲁莽诚朴。演唱声音洪亮宽阔，动作大开大阖、顿挫鲜明，为戏曲舞台上风格独特的性格造型。据说此行当是从宋杂剧副净演变而来。“花部”兴起后，净扮演人物范围不断扩大。净行根据角色性格、身份的不同，划分为若干专行，表演上各有特点。大花脸净行的一支，也叫正净、大面。扮演剧中地位较高，举止稳重的人物，多为朝廷重臣，故造型上以气度恢宏取胜。表演上重唱功，唱念及做派要求雄浑、凝重。二花脸净行的一支，又称副净、架子花脸、二面。大都扮演勇猛豪爽的正面人物。以做功为主，重身段工架，唱念中有时夹用炸音，以点染特定人物的威势和性格上的刚烈。一些勾白脸的奸臣，也属二花脸范围。武二花净行的一支，也叫摔打花脸、武净。以跌扑摔打为主，不重唱、念。油花脸俗称毛净。多用垫胸、假臀等塑型扎扮（叫做扎扮），以形象奇特笨重、舞蹈身段粗犷而妩媚多姿为其特点，有时用喷火、耍牙等特技。有名的鬼魂形象钟馗，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就是扎扮造型，非常独特。丑戏曲表演行当主要类型之一，喜剧角色。由于面部化妆用白粉在鼻梁眼窝间勾画小块脸谱，又叫小花脸。宋元南戏至今各戏曲剧种都有此脚色行当。扮演人物种类繁多，有的心地善良，幽默滑稽；有的奸诈刁恶，悭吝卑鄙。近代戏曲中，丑的表演艺术有了长足的发展，不同的剧种都有各自的风格特色。丑的表演一般不重唱工而以念白的口齿清楚、清脆流利为主。相对地说，丑的表演程式不像其他行当那样严谨，但有自己的风格和规范，如屈膝、蹲裆、踮脚、耸肩等都是丑的基本动作。按扮演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技术特点，大致可分为文丑和武丑两大支系，表演上各有特点。文丑丑行的一个支系。包括人物类型极广，除武夫外各种丑角均由文丑扮演。武丑丑行的一支，俗称开口跳。扮演机警幽默、武艺高超的人物，念白口齿伶俐，吐字清晰真切，语调清脆，动作轻巧敏捷，矫健有力，擅长翻跳扑跌等武功。行当与角色创造戏曲表演中有生、旦、净、丑的行当之分，各行都有各地的一套技术格律——程式。表演有分行，演员必须运用行当的程式，而不是运用直接的生活材料来创造角色，这是戏曲在塑形象的方法上的一大特点。“行当”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基本内容，是某一种类型人物的共同生活特征（包括年龄、身份、气质、神态、行动、举止等各方面），以及表现这些特征的一套表演程式。所以演员掌握了某一行当的程式，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这一行中所能包括的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中国绘画讲究几笔就能描绘出对象的形貌和神韵，而行当的某些程式，也已经提炼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往往几下子就抓住了人物精神气质上的特征。[12] 行当的程式毕竟是一种造型的手段，一种表现手段。掌握了程式，并不等于就有了具体角色。演人物跟演行当，这是两条路子。在中国表演艺术中，前一条是正确的路子，后一条是错误的路子。历来的优秀演员，当他们运用行当的程式来创造具体角色的时候，总是要根据自己对生活、对角色的理解，对程式进行选择、组织、集中，使之与角色相适应；并不是把现成的一套程式拼拼凑凑往角色身上一装，就算完成了角色创造。即使扮演的是前人创造的传统形象，也要经过一番“再创造”的工作，即通过自己的体验，使这个形象活在自己的身上，而且不断地根据自己的新的体会来充实它、丰富它，从而使形象获得新的色彩。在实践中还经常遇到某一行当不能概括某一角色的性格特点的情况，也就是说，光靠某一个行当的程式，还不能表现这个角色，这时，就必须将程式加以发展，才能适应角色创造上的要求。长期形成的技术格律也叫程式，如甩发、圆场、扫边、鹞子翻身、乌龙绞柱等等

5，地球被破坏得资料

在所有的反省中，有一个强大的共同背景，这就是，在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科技创新和经济飞速增长之后，西方的现代化即工业化本身暴露出了它的根本缺陷，即不可避免的导致环境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不可逆转的物种灭绝，从而出现生态危机，最终有置人类于种族灭绝之境的危险。然而，西方的道路并非死路一条，中国传统的道路也并非金光大道。命运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残酷的：我们曾经为了救亡，大启现代性之蒙，消除传统，可等到现代性开始深入人心，传统消除得差不多的时候，又听说洋人的工业化不灵了，可是此时，老祖宗的东西已忘得差不多了。这倒也并非完全是坏事，中国智慧中有一句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实际上，真正可行的道路可能既不同于传统，又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每一种独特的文化发展，既不可能超越时间（延袭传统），也不可能超越空间（延袭西方）。我们要求第三条道路，而且我们一直走在第三条道路上。从前，我们既不搞封建主义，也不搞资本主义，而是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既不搞西方资本主义，又不搞传统社会主义，而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有第三条道路被我们走出来，在我们的脚下出现；也不断的有第三条道路，等待我们去探索。在即将走入21世纪的时候，在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可持续性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个新的第三条道路。我把它确定为走向绿色中国之路。 1、工业化道路以及“可持续发展”作为它的修正资本主义西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在生产方面出现了以大工业为主导生产部门的新格局，在社会交换和流通方面出现了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新机制。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成为现代性的典型体现。就其生产过程而言：它以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劳动，以批量化、流水线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它以新的能源动力和富含新技术的机器，成十倍成百倍的提高劳动效率。就流通过程而言，钱加速转化为产品，产品又加速转化为钱，在这两个加速过程中，货币和产品均处在滚雪球式的增长过程之中，货币越滚越多，产品也越滚越多，于是，国民财富就越来越多。因此，这一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可以概括成滚雪球式的指数增长方式。这一流程简单说来就是，以批量化生产使产品廉价，以廉价产品占领市场，以市场刺激消费，以消费刺激生产，完成一个正反馈过程。最终的结果是，消费水平越来越高，国民财富越来越多。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100年内创造的财富比有史以来此前创造的全部财富之和还多。这神奇般的涌出的财富从哪儿来的呢？抛开一切艰深的经济发展理论不论，让我们只追踪能量和物质流的流向就可以发现，全部以指数方式滚滚而来的财富不外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一是地球。创造如此之多财富的人不再是从前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的方向改变了的人，已经成为工业社会的一分子，成为一部大机器上的零配件，执行着单一的功能。丰富、复杂、多元、有机的存在方式，向着单调、简单、一元、无机的存在方式转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特色是快节奏、单调周期性重复，高度组织化，分工高度专业化，追求效率、效益、有效性。追求有效性成为人类生活的主旋律，这是近代与前近代的根本区别。这个区别首先表现在近代科学上。近代科学的精神是化简（还原）的精神，所有的事物在质上的独特性均被宣布为人类的幻觉，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世界是一个量的世界，所有质上的差异“本质上”都只是量的差异。比如坚硬的不同，只是物质密度的不同；颜色的不同，只是光波长的不同；声音的高低，只是声波频率的不同。“人们曾几何时以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一个到处是颜色和声音，空气中散发着芳香，充满着欢乐、爱情和美，满目是有目的的和谐和创造性的理念的世界——现在全被挤压在有机体的大脑上某一方寸之角中。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是一个僵硬、冷酷、无色无声的死寂的世界；一个量的世界，一个可以数学计算的按照力学规律运动的世界。”在科学的世界里，不再有不可还原的质的独特性，有的只是数学符号，于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能够达到它的最大状态。正是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支配着近代科学的走向。这个区别当然也体现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方面。为了追求效率、效益和有效性，社会生活呈现出高度的组织化、专业化、快节奏。高度组织化使得人类对人为制度和人为环境有着更大的依赖性，专业化则使个人多样化的发展受到限制，全面的自由化的发展在工业社会成为一种只属于未来的希望（比如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快节奏则显示了人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一个重大转变，即时间的紧迫感骤然成为一个主要的日常的心理状态。“几乎所有的技术发现和装置都与获取或节约时间有关，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克服慢，提高速度。家庭日用器械、通信工具、交通运输工具如此，那些能够在小数秒的时间内完成用人工几代人才能完成的运算的计算机，也是如此，能量产出装置和军事装备无不如此。速度是到处受到尊崇的上帝，尽管以交通为例，它是以大量的事故和牺牲为代价的。”功率和效率是几乎所有的技术装置的基本技术指标，而它们都与是否能节约时间相关。于是，用不着高深的经济理论就可以理解了，人一旦改变其悠闲状态变得忙碌起来，而且处心积虑忙的又是一个类型单一的事情，这个事情自然就格外地比从前办得好。这个事情就是，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支配性、控制性、征服性的结构体系，一切以人类觉得合适、觉得自己的意志得到了实现为目标。至于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的自然界，我们的地球以及上面居住着的所有其它生命，工业化可管不了那么多。现代性假定，它们实际上都是死的、都没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它们的价值依赖于人类主体的需要。然而，正是包括空气、海洋、土地在内的大地，提供了工业化以来所有巨额财富的源泉。事实上，这个源泉从来就存在，而且它所能提供的应该远远大于工业化所榨取到的。大地像人类的母亲一样，源源不绝地供给人类以养料，这种供给就如清泉流水，自然而然，毫无困难。这种供给是丰富和多样化的，使人类能够全身心的沐浴在自然的养料之中。然而，就像“榨取”这个词字面意思所指的那样，人类远没有满足于自然永恒而又毫无困倦的恩赐，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志，破坏自然神圣的恩赐结构，径取自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直至为了得到这些有利的东西，不惜破坏自然的生命构造。如同为得到一根象牙不惜杀死一头大象，为得到一个熊胆不惜杀死一只黑熊，工业化为了得到矿产不惜毁坏植被，为了得到能量不惜毁灭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在工业主义者眼里，地球就不曾有过生命，它的恰当的角色是能源库、物资库、垃圾场。正是因为不惜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人类才得到了足量的能量和物资，以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济发展。然而，指数增长的要求是一个贪婪的要求，是一种欲壑难填的要求。有位东方智者说得好，地球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但却满足不了他的贪婪。总有一天，地球会被榨干，所要榨取的东西（能源和物资）都枯竭了，而地球生态系统再生这些东西的能力也丧失了。今天人们众口一词、大声疾呼的环境问题，正是工业化这种对一切生命孰视无睹、“披生斩命”径取其中有效能源和有用物资所产生的恶果。今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口剧增和资源枯竭触目惊心的四大环境问题，展示了工业化折腾地球之后不得安宁的下场。于是我们看到，工业化及其巨大成就，实质上有两个秘密来源，即人的存在的单面化和对地球资源的不计后果（甚至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在欧洲近代思想史上，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始终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本身相伴随。启蒙运动时期，在一片宏扬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的启蒙话语中，曾经响起过一个非常异样而刺耳的声音，这就是卢梭对科学和工艺进步的批判。他指出科学和艺术（工艺）的进步不仅无助敦风化俗，反而导致伤风败俗的结果；他颂扬那些心灵纯朴、生活简朴的“高贵的野蛮人”，认为他们身心健康，德行高尚。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也曾有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算术级数增长，这势必造成人口对于资源需求的巨大压力。到了20世纪，对西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思想家越来越多，反思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他们中有哲学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在美国这个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度里，本世纪初就出现过群众性的自然保护运动，建立了不少自然保护区式的国家公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飞速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也最先在美国出现并被美国有识之士披露出来。1962年出版的卡寂的《寂静的春天》，因揭露大量布撒DDT农药以致昆虫鸟兽大量死亡，春天因而成为没有鸟叫的死寂的春天，引发了美国社会中一场关于如何正确使用化工产品的争论，也引发了现代意义上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环境保护运动。此后，环境保护运动在边缘人群中方兴未艾。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在范围上由早先的局部问题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全球性问题，到了70年代，以民众觉醒为先导的当代环境保护运动，终于引起了主流社会的重视。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大会的基调报告即《只有一个地球》，将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环境问题作为一个问题被尖锐的提出，依然是算计和权衡的产物，而不是因为“觉悟”。最先由发达国家提出来，并不是发达国家对工业化本身进行过道德清算，而依然是着眼于环境问题的经济后果。正因为此，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环保热情并不很高。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在地球这艘宇宙飞船上已经占稳了头等舱，享受着比世界人均水平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能源和物资，现在又要求我们发展中国家注意保护我们大家共同的环境，这是不是一个阴谋，想阻止我们发展工业化，想让我们永远处在贫穷落后的境地。到了80年代，发展中国家渴望发展、渴望追赶发达国家的劲头丝毫未减，现代化强大的示范作用依然存在，因为发达国家并没有首先改变自己，一样的高消费、高增长，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只不过生活质量里开始包括环境质量。在一个继续走着工业化道路的世界上，发达国家追求高的环境质量，无非是要将环境熵向穷国转移。以日本为例，这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在过去的战争年代里曾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磬竹难书的灾难，今天它又成了世界头号的“环境侵略者”。它自己有着国土面积66%的森林覆盖率，却每年从森林覆盖率只有13%的中国大量进口一次性筷子，它每年的木材进口量占全世界木材出口总额的40%，这些木材意味着大片热带雨林的消失。为了能够得到木材，它有意贷款巴西修建一条从太平洋沿岸通往亚马逊林区的公路，而为了保护对全球生态有着至关作用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世界银行已经明确拒绝援建这个项目。北太平洋有超过一半的渔船是日本船，它们滥捕滥捞，造成该区域渔业资源走向衰微。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消费国，不知道有多少大象被日本人间接的杀死。有鉴于南北之间在环境问题上观点的差异，一种新的将环境与发展相结合的思路在国际社会中开始流行。这就是今日人们日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谓可持续发展，意思就是说，发展还是要发展，但别没有后劲，从现在开始就要维护将来发展的可能性，别让我们的后代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应该看到，这是在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所取得的积极成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达成的某种妥协。发达国家的意思是，我们强调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不是不让你们发展，是说让你们的发展更能持续下去。以瑞典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起草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于1987年出版，其中着重阐述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此报告后来成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基调报告。在我看来，由于可持续性发展的政治妥协的性质，它的内含是无法准确界定的。事实也是如此：有的人强调“可持续”的方面，有的人强调“发展”的方面。但是对无论哪个方面，“发展”依然是今日世界的主旋律，这就常常使“可持续”变得十分尴尬。发达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不愿意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不愿意背离工业化社会的体制结构、价值观念，你搞什么可持续？无非想让发展中国家搞慢一点，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发展中国家说要搞“可持续”，可它又非要大搞特搞传统的工业化不可，有什么可持续性可言？只不过吸取发达国家高污染的教训，使污染速度放低一点，但污染还是要污染的。农药化肥照施不误，森林树木照砍不误，污水毒气照排不误。客观的说，可持续发展策略是对传统工业化发展策略的一种修正，是一种让最坏的后果慢点来到、晚点出现的权宜之计，因此，它是人类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提出来之前、更好的文明形态成熟之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可持续发展是在发展模式内部进行的修正，它想说的不过就是，资源包括不可再生资源还可以用，但不要用得太快，不要一下子用光，可以快马加鞭，但也要让马儿休息，不要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可持续发展战略之所以被认为只是对传统工业化思路的一种修正，而不是彻底的变革，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只顾及到了作为利用对象的地球的方面，而没有考虑到人本身方面的变革。刚才我们已经看出工业化有两个基础，一是现代性的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再就是对待地球的掠夺式开发。可持续发展思想考虑了第二个方面，而且只考虑了第二个方面的一半，即反思了“掠夺式”，但继续同意“开发”，这是因为它完全没有考虑第一方面，即对人性构造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反省。在这一点上，包括宗教家、哲学家、艺术家和许多科学家在内的绿色思想家有很多的论述，这些论述由于被认为远离中国现实，而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传播，听不到这方面的声音，令我们陌生。由于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对工业化人性单面化的反思，它必定在整体上仍受工业化之本质的支配，也必定会陷于大量的自相矛盾之中。一个证据是，中国因为缺乏深层绿色思想的后援而使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虽然热闹，但不免流于空泛肤浅。 2、传统中国及其生态界限在中国致力于改革开放大搞现代化建设的近二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了几番，但环境污染量并没有随之翻番，环境质量虽然继续恶化，但没有如经济增长速度那样快速的大幅度恶化。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在拿不出多少钱的情况下（环境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总是百分之零点几，发达国家都在百分之三以上），通过强化环境管理，也使环境保护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肯定这一成就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取得这一成就固然是因为中国政府政策明智，重视环境问题，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生态过于脆弱的国度，中国实在是经不起严重环境污染的折腾。这样一个生态脆弱的国土，正是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继承了960万平方公里陆地的国土和5亿4千万人民，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但是这辽阔的国土中，有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沙漠、戈壁、冰川和石山，属无法利用的土地；森林面积只占4%，森林覆盖率为8.6%；近6亿的人口中，80%是文盲，而且分布极不均匀。从黑龙江的爱辉（北纬50度）到云南的腾冲（北纬25度）划一直线将全国分为两部分，则西北面积占64%，人口只有4%，东南面积占36%，人口却有96%。这一人口分布是环境条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在人口密度极小的西北地区，多为山地、高原、荒漠，气候条件恶劣。十分明显的是，人口的分布与水资源的分布大致趋同：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半壁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占国土面积55%的东南半壁降水则在400-1600毫米；耕地占38%的长江及其以南地区占径流量的82%，而占耕地40%的黄河、淮河和海河三大流域，径流量只占6.6%。这一人口布局与黄河流域文明的衰落密切相关。黄河，见证了传统中国的生态界限。文明均生长于大河流域，哪里有水，文明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西方第一个哲人泰勒士说：“万物源于水”。中华先民繁衍生息的黄河流域，远古时期原来是林木茂密，水草丰富，气候温湿，土地肥沃。但历经几千年的农业开垦之后，终于成了今天的林木稀少，气候干燥，土地贫脊。如果说工业文明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农业文明则导致了对森林生态的严重破坏。中华五千年农业文明史就印证了这一点。粗略的说，汉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黄河流域的生态破坏之上，唐代的繁荣则造成了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调，从而导致黄河流域的衰落；宋代的繁荣建立在对长江流域的开发从而生态破坏之上，而清代则开始了对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最致命的一击。长江水患就是清朝直接留给我们的遗产。当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部分并被动的接受调节时，人类的活动尽管具有破坏性，但这种破坏性能够被生态系统自动补偿和恢复。原始的耕作土地利用率虽然很低，但与人口相比，有几乎是无限广阔的新土地可以利用。对于刀耕火种的先民而言，当一块土地表面的肥力被用尽之后，他们就会寻找新的耕地。被废弃的土地在被再次利用起来之前，由于长期的休耕已经重新恢复了肥力。他们虽然破坏了森林，破坏了植被，但他们人口有限，破坏的程度也有限，在他们迁徙到别处时，被破坏的森林和植被会自动恢复。而且，如果人口过量，则自然会适时的实行自然选择，使人口数量自动控制在环境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文明的进步是以人类对环境的自主性的提高为标志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与利用，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土地利用率有了提高，人群不再被动地适应环境，到处迁徙，而开始过一种定居的生活。定居的生活意味着对土地深度的开发，意味着人口的增加，于是，要求更多的耕地。毁林开荒成为农业文明指向生态环境的利刃，而深度的开垦使得森林的自我恢复能力彻底丧失。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森林植被日益减少。植被破坏之后，直接的后果是水土流失。大雨冲走了土壤表面的肥力，使土地贫瘠；大雨接着将泥沙冲进江河，使江河湖泊发生淤积。淤积了的江河在暴雨季节不能畅通，于是引起水灾。水灾毁坏更多的良田，于是该地域文明开始衰落。发源于尼罗河的古埃及文明，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均由于在母亲河的上游滥砍滥伐森林、无休止的垦耕、过度放牧，使往昔的千里沃野沦为今日的贫瘠之地。两大古老的文明均已湮没在漫漫黄沙之中。黄河文明也不例外。周代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达到53%，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耕地的需求日益迫切，森林被大量砍伐。公元前215年，汉大将蒙恬抗击匈奴胜利，收复了河套地区，并向那里大量移民。汉人很快将占领的匈奴人的牧场变成农田。汉武帝先是开垦河套地区，接着开垦河西走廊。整个黄河流域均在开发之列。这期间，耕土面积有很大的增加，公元元年左右可能已经达到了5亿多亩。人口也飞速增长，到公元初年时，达到了近6000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高峰。汉代对黄河流域的大力开发，使黄河中下游出现人口危机，而中上游的植被破坏则使黄河开始危害民生。此后朝代更迭，战祸连年，使人口锐减，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的压力，也将生态问题掩盖和淡化。晋朝统一全国时，史载人口只有1600多万。大量农田荒芜，有的重新成了牧场。这反倒使黄河流域的生态系统获得了一个休养的机会。这时期，也许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卷土重来，退田还牧，黄河的水患反而减轻了。唐代初期清明的政治，使因战乱变得稀少的人口大幅度回升，至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中叶），全国人口又升至近6000万。人口的上升伴随着大规模的土地开垦，对黄河流域的开垦达到顶峰。为了抗击西北游牧民族的侵扰，唐朝在西北边境实行屯田戌边政策，开垦了大片的耕地良田，唐代一下子变得丰衣足食，社会空前繁荣。但黄河流域的开发已达到其生态界限。黄河上游植被严重破坏，水土流失极为严重，唐代黄河之水已经极为混浊。安史之乱后，这一生态界限开始显露出来。战争的破坏是一个因素，但也只是暴露本已存在的生态界限的一个契机。这时期，黄河流域人口锐减，生产力再也难以恢复。到了宋代，黄河的泥沙含量达到50%，以后每况愈下，明朝达到60%，清代达到70%。大量的泥沙使得黄河河床日益升高，有些河段甚至高出地面，成为悬河。黄河泛滥成为历朝历代头痛的大事，黄河真正成为一条害河。也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北方人口南移，涌向长江流域，在长江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开发。安史之乱也许可以看作是华夏文明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中唐以及北宋在长江流域的开发依然是毁森林植被以辟山地，筑坝围湖以垦水田。其中以后者为最。围湖造田的直接后果是引起水灾。长江流域大小湖泊众多，它们构成了长江水系径流的天然调节器，如同人工水库一样。大量湖泊被围田，使这一天然的调节器失灵，于是陷长江流域于“雨则易潦，晴则易旱”的水灾旱灾之中。大雨季节，洪水无处安置，堤坝笈笈可危。无雨季节，无储备之水可以灌溉。北宋灭亡后，北方人口又一次大量向南迁移，造成东南地区人满为患，人地关系处在极度紧张之中，该地区的山林、湖泊和耕地均被过度开垦。明朝一开始也是恢复人口，向北方移民，以及开垦荒地。但明代人口增长速度太快，很快突破6000万。土地开垦的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1400年，人口约6500万-8000万，耕地面积为3.7亿亩；1600年，人口达2亿人，耕地为6.7亿亩。人多地少可能是明代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明清之际的战争使人口大减，但清代恢复很快，而且由于明代人口基数已经很大，使得清代人口直线上升。清初为了鼓励垦荒而且防止动乱，取消了人口增长税（康熙五十一年即1712年），这使得清朝人口惊人的增长。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政府统计人口超过两亿，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年），官方统计人口已近4亿。为了养活这样多的人口，除了提高粮食单产还是靠开垦。平原地区已经过度开垦，民众便向山区蜂涌。福建和江浙向江西、两湖地区移民，江西、两湖地区向贵州、四川移民，也就是长江中下游人口向上游移民。新的移民以极其落后的方式毁林开荒，大规模地破坏山地森林植被，导致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开始成为问题，进而影响中下游的生态环境。由于上游开山导致水土流失，中下游围湖导致水患，结果长江中下游连年水灾。清朝唯一加以政策性保护的是东北和蒙古。东北是满清的老家，为了保护这片故土，清朝禁止汉人入关开垦。禁止汉人进入蒙古垦地则是因为其民族隔绝政策。这些政策尽管并没有被严格地实施，但客观上还是保护了这两地的生态系统。东北的原始森林得以保存，而且直到目前依然是我国最大的森林密集地区。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前进的步履总是与生态破坏相伴随。岁月流逝，涤尽多少朝的繁华，江山依旧沉默，只是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文化是以其“天人合一”的绿色思想闻名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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